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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讨娘子
【作者:姚振裕 阅读次数:378 】 【我要打印】 字体大小: 正常 

  三十年前,因为单位性质和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关系,长年累月支援全国各地电力建设。已过而立之年,还没机会谈对象。一回上海,父母亲友车轮似的要我去相对象,可哪个姑娘愿嫁给“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队员”?给人家“刷”了几回,干脆一概谢绝,不见人啦!单位党委书记让在同一单位工作的爱人帮我留意,她便把同班同事介绍给我。一见面,感觉不错,都在电力基建单位工作,谁也不厌谁,都已老大不小了,既没有哥哥妹妹含情脉脉的山盟海誓,也没有卿卿我我你追我赶的浪漫情调,一来二往,抓紧时间,谈婚论嫁。


       1977年,领导为帮我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叫单位房调小组给我安排临时结婚用房,结果那个搞房调的,弄了一间在愚园路近江苏路一个居民区里七转八弯的一条小夹弄到底的一间20来平方米的平房。这地方绝对隐蔽,适合搞地下工作,如果叫特务、间谍来找可能也不一定找得到,真难为那个搞房调的。好在有了一个窝,管他春夏与秋冬。星期天,跟娘舅单位借来一辆黄鱼车,到云南南路人民路丈母娘家里,和新娘子、小舅子、大姨子一起,七手八脚把被子、衣服之类以及日常用品塞到黄鱼车里。我兴致十足地蹬着黄鱼车,载着新娘和一车“嫁妆”,心里对着整个上海在大声呼喊:“我终于要结婚啦!”。新娘侧坐在黄鱼车边上,查看着上海市地图,两个人,按图索骥,一路拉进那条小夹弄里的那间平房。房里已摆好从单位借来的一张木床、一张方桌子和两只方凳子、一张长条凳。两人支起白蚊帐,铺好被子,放好瓶瓶罐罐,既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来客,连结婚照也没有拍,就这样凑合在一起过起了日子。


       那时,我心里曾有两个愿望:工资要拿到60元,储蓄要存满1000元。可到结婚前,已经有18年工龄的我,连一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于是,请来兄弟,自己买菜、掌勺,大约花了100多元,在丈母娘家那种72家房客式的典型上海弄堂里烧了两桌菜,把丈母娘那边糊弄过去了。丈母娘到也没翻脸,她有4个儿子3个女儿,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一个人就靠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好不容易把7个子女拉扯大。嫁女没钱,她自有一套办法,女儿找到对象,她都坚决反对,这样她便可以不备嫁妆,不化一分钱。那一黄鱼车的所谓“嫁妆”,是我通过关系,把她女儿从流动单位调到系统内的固定单位时拿回来的“行李”。新娘子当时工资已经拿到36元,每月贴补她母亲5元。回到上海住在家里,按照她母亲的要求,再分担些房钿、水电费,自己所剩不多,但这么些年,多少也买了一些女孩子要用的东西。反正能结婚成家过日子,已经很满足了。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了提高,结婚开始时兴“36只脚”,就是一套完整的家具:大衣柜、五斗橱、一张床、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个床边柜,加起来一共是36只“脚”。70年代末,结婚陪嫁要求“三转一响”,就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加收音机。因为那个年代工业品很紧张,要凭票供应,且每一件都要100多元,相当二、三个月的工资,四样东西,不吃不喝,要一年的工资。因此,成为当时谈婚论嫁时男女青年和双方家长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是当时优越生活水平的象征。80年代,市场供应逐渐充足,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家庭,“三转一响”不稀奇了,替而代之的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三大件”。到90年代,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水涨船高,结婚自然要增加新的“三大件”:空调、音响、录像机。


       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如今讨娘子,谁都会问你有没有房子、车子。操办婚事,有专业的婚庆公司,拍套婚纱照就要四位数,婚嫁迎娶有高档轿车,一桌酒席2、3千元还属低档的。想当初,自己一辆黄鱼车就拉走新娘和“嫁妆”,100元钱自己烧了两桌酒菜了事。相形之下,到并不是自己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而是从普通百姓的谈婚论嫁,可以看到3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真是羡慕年轻一代,因为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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